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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播种与收获  

2010-05-09 23:20:35|  分类: 历史评价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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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为了讲清一个道理,曾经问学生:“播种是为了什么?”,学生们齐声回答:“收获。”是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连小孩子都知道,可我们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未必就能真正理解。

应学俊先生的新作又诞生了,还在围绕与上述差不多的问题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我们的争论源自是不是该“彻底否定文革”的问题,我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文革是不能被彻底否定的,包括了文革时期的建设成就。但我并没有说,文革时期的成就就只有建设成就。我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看待历史问题》一文中也说得很明确,“就算应学俊先生还要继续不承认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属于文革运动的结果,那么,我还能举出文革不能全盘否定的其他方面。”并且,我举了很多的例子。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文革是不能被全盘否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不能部分否定文革。

我曾经说过,要想证明文革不能被彻底否定,我只需找到哪怕一个例子就足以把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回击成功。而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证明文革的一切全是错误的。应先生回避了我的很多不能彻底否定文革的例子,就凭这点,我的不能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应学俊先生是很难驳倒的。应先生只拿文革时期的建设成就来论证其与文革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想来在这个问题上,应先生是认定了我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有懈可击的了。其实,应先生一样的错了,这种观点依然是不堪一击的。

从应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就知道,应先生对于政治斗争的概念理解得很不够,比如,应先生居然说出:“如果说任何进步的革命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也可以说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红军长征都是为了中国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如此说来是否过于荒唐?”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教师,并且,一个愿意讨论历史与政治的老师,如果不能对于许多基本的概念有所理解,那怎么能随便参与讨论呢?政治斗争本身就已经涵盖了思想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以及其他领域不同形式的斗争,其中,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怎么会说出“如此说来是否过于荒唐?”之类的话呢?可想而知,应先生对于一般概念的理解停留在什么样的层次上。

应先生总是把很多问题做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理解,所以,才会把许多问题分离开来。不管是军事斗争还是思想斗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为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但却是为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也是不能孤立的去理解的。我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看待历史问题》一文中已经说得够清楚,在这里最好不重复了。

应先生不厌其烦的把很多文革时期的建设成就,分别论述其在文革中曾经遇到的困扰,以此证明,文革运动给科技的发展制造了阻力,而不是动力,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无力辩解。我在这里只对他列举的几个例子的其中一例进行反驳,就知道他的其他论述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很多举证,其论证方法出自一辙。

以下两端文字摘自应学俊先生《“文革期间”科技经济成果是因文革而取得吗?》一文: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在1968年,当时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时,自然是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但是我们一些人想过吗?南京长江大桥是哪一年开工的?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的!历经8年建设,只是最后两年四分之一的建设时间落在了“文革期间”这一时间段的,于是我们就要说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吗?没有文革南京长江大桥就建不起来吗?

而事实是,正是在建桥的最后两年,南京城里文革如火如荼,武斗的枪炮声阵阵传来。在南京市档案馆,存有一份南京市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在1967年8月提交给江苏省军管会的报告,题目叫《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行文间满是无奈。报告说,“文革”开始以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近6000名大桥局二四处的职工逐渐形成两大派:一派属于新工总系统,一派属八·二七系统。或是要参加“武斗”或是要避开“武斗”,很多工人离开工地。“到6月23日,大桥局四处一场较大‘武斗’后,职工群众因人身安全没有保证而大批离开工地回家或在南京外单位活动,整个工程几乎全部陷于停顿。”一直在大桥工地的大桥局副总工程师王序森也被迫返回武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是派了工程兵四个连进驻大桥工地,明确规定部队有三项任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协助施工、保证安全……(见2009年9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南京长江大桥:远去的政治符号 不朽的国家荣光》)我们能说文革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发动的?我们能说文革是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能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事实难道不正说明了如果不是文革的干扰,南京长江大桥完全是可以提前建成的?

对于应先生的几个问题我在这里来个回答。我从来都是承认文革期间有过火的行为,应先生上述例子应该也算做是过火的行为之一。我从来没有直接这么说,文革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发动的,但是,我说过,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应该属于文革的成就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文革中的建设成就——文革十年大事记》一文中已经有专门的论述。我想问问应学俊老师,在当时没有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或者说没有物质刺激的本钱的情况下,应学俊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应先生所说的,如果不是文革的干扰,南京长江大桥完全是可以提前建成的。这话有问题,应该说,如果不是文革期间的一些过激的做法的干扰,南京长江大桥是可以提前建成的,但这个提前,这也同样是建立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之上的。为什么呢?试想想,我们的国家当时给了百姓什么样的物质利益,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愿意无条件付出?当时的很多建设成就,难道不是靠斗私批修等等这样的政治口号来实现的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一切做法呢?如果没有文革期间的政治挂帅的做法,百姓又没有物质利益的诱惑的前提下,大家全部坐在家里等待政府给钱才愿意为国出力,那当时所有的建设成就,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因此,必须承认文革期间的一些过火做法给生产和建设造成了一些影响,甚至是重大影响;但是,文革期间的很多建设成就依然是文革在政治思想上武装人民的大脑,坚决和资产阶级的本位主义、利己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划清界限,才换来了很多建设成就的实现,是不能人为地把文革与文革时期的建设成就分离开来的。就好比我前面所说的播种与收获的关系,播种是为了收获。文革期间的政治挂帅,其实也就是为了在没有物质刺激的前提下,用大公无私的精神,武装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播种”),才使得我们的人民愿意无条件的为国出力,这才有了文革时期许多的建设成就(这就是“收获”),难道不是吗?至于应先生其他的论述,我想,既然论述的方法出自一辄,我就不再一一回答了。

应先生说:“政治毕竟是政治,经济毕竟是经济;二者虽然联系紧密,但它们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而我想说,既然你承认他们联系紧密,就不该把他们分离开来,也始终分不开。应先生至今还在说什么“偷换概念”的问题,看了我的如上所述,不知道该做何感想?播种与收获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你能说他们没有因果关系吗?既然有,为什么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考虑呢?那么,就算不是同一个概念的问题,只要有因果关系,一样可以联系起来考虑,我又何必去“偷换概念”呢?

                                                2010-05-09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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