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从现在开始,不断地把我曾经的一些与技术有关的、自己并没有错却遭遇很多的无奈的陈年旧事谈一谈,让我们的朋友们都来领略一下——我们身边的技术领导的愚昧风采。)
1995年,我在SH工区当工长时,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段的“大胆”事件。当时,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ZG任焊补工班的工长,我们的关系很不错。这年夏天,他们在双河执行任务时,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有效整治低焊缝的问题,并谈到我工区有多处这样的问题。ZG告诉我:“我们马上要移师余家湖,就是要整治低焊缝的问题。”他说:“你还不如向上面要求一下,先把SH的问题解决了,再移师余家湖,也省得我们来回折腾。”我想这机会挺好,就按他的意思向领工区反映。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领工区领工员与技术室沟通后,马上派来了汽车和应有的焊补工具。我们根据ZG的要求,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配合。遗憾的是,在K592+788处,焊补结果非常的糟糕:由于焊补前的预备工作不够到位,焊后一趟列车过去,焊过的地方下去了一个大凹。列车严重晃车。无奈只能向上级汇报结果。这一下惊动了不记得当时是段长还是书记的P段长和副段长L,他们亲自来到了工地。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段长和副段长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明华,我们干了一辈子工务,也没有你这么大的胆子。你怎么能进行这样的作业?这次教训要牢记,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切记。”我当时头都大了,但我还是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领工员也跑来显摆几句,我还是什么话也不说。
这件事以后,我的“大胆”,传遍了全段的每个角落,我的怒火也烧到了太阳之上。面对朋友的“热心”训斥,旁观者的冷嘲热讽,我的心恢到了极点。走到哪里,都有人关心这件事。就连陌生人听说那次事件的“当事人”来了,也会假惺惺地埋怨我两句,说我如何不该。天哪。(这也是我后来极不愿意当工长的原因之一)。
一年以后的一天,我去段里办事,遇到毛恭福书记。他很热心地喊我去他的办公室里聊一聊,又是让座又是沏茶,他也提到了我的“大胆”问题。面对党委书记的热情关心和开导,我觉得,我也该谈谈自己的想法了。于是,就一股脑儿谈了我的观点,我说:
“书记这么关心我,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当时是请示了领工区的,技术室也同意了的,要不然,我能派动汽车吗?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作业,只有领工区、技术室和焊补工班知道,该怎样进行这样的作业也是他们说了算。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工区的技术范围。我们的初衷是要解决钢轨病害,但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技术室和焊补工班应该清楚。更何况,实施这项工作的是焊补工班。当时出了事,领工区和技术室都批评我,说这项技术还不成熟,就随便乱用。我就想不通,不成熟你派车来干吗?我和ZG朋友一场,我看出他很害怕,不想承担责任,我又能说什么?我和他翻脸吗?我这人做不出来。他说是我要求的,不错,我是要求了,但是,是你说的能做呀,况且,也是你们工班在实施啊。要不能做你不做就是了,我又没拿枪逼你去做。领工区领导凭什么假惺惺地批评我不该做这样的工作,车不是他们派来的吗?再说了,这工作本来就不是我们做的。很简单,他们都是在推卸责任而已,他们害怕一旦追究责任怎么办,所以,想往我的身上推。段长和副段长很可能只听了他们的一面之词,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现在过了快两年了,我才愿意这样跟你说,否则,我就一人埋在心里算了。幸亏你们当时没有追究,否则,我才受不了那鸟冤枉气。”
我又说:“仅从技术项目的从属,就能判断到底是谁的责任。可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的错。”(说句心里话,我觉得那时人们的大脑都中了病毒,邪了。)
毛书记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你确实受委屈了,但就算做到我们这个位置,也有替人代过的时候,要想开一点。”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不开过。我肯定会不高兴,这能叫人高兴吗?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我那时候行比肩、劫财运,诸事不顺,做好不讨好,无风也起浪。所以,我不会怪罪别人,我只怪自己的大运行得不好。我是知命之人。我之所以特意谈到这次“大胆”风波,是因为想谈一下关于技术责任的划分问题。我不希望有下一个杨明华再次出现一个“大胆”事件,他会比窦娥还冤。
遗憾的是,到现在有人提起这件事,还把那次“大胆”事件看成我的错,只有在解释之后才改变看法。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不加分析乱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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